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两个结合”的理论逻辑
陈娟
（咸宁职业技术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咸宁 437100）
【摘 要】从“一个结合”到“两个结合”，是中国共产党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历史进程中的深刻总结和可贵经验，也是百年来立足实践进行理论创新的根本遵循。“两个结合”是中国共产党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新成果、新课题，是在不断解决问题的实践中形成的更具指向性意义和更为精准判断的宏大命题，有着丰富的内涵意蕴和深刻的理论逻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马克思主义扎根中华大地提供根基和沃土，马克思主义真理的力量激活了的中华文明蓬勃发展的生命力，双方彼此契合又互相成就。
【关键词】“两个结合”；内涵；哲学基础；内在逻辑
在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的庆祝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两个结合”，这一重要论断随后被正式写入党的第三个历史决议中。2022年10月1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再次重申 “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坚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才能回答时代和实践提出的重大问题，才能始终保持马克思主义的蓬勃生机和旺盛活力。”[1]这“两个结合”是中国共产党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新成果、新课题，有着丰富的内涵意蕴和深刻的理论逻辑。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两个结合”的内涵意蕴
（一）“两个结合”的概念演进
从“一个结合”到“两个结合”，是中国共产党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历史进程中的深刻总结和可贵经验，也是百年来立足实践进行理论创新的根本遵循。
毋庸置疑，“两个结合”源自“一个结合”，即“两个结合”是以“一个结合”为基础的。1938年，在“决定中国之命运”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同志作了《论新阶段——抗日民族战争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展的新阶段》的政治报告，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重大命题，“一个结合”由此登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要学会把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2]基于对“中国的具体环境”和“中国特点”的探索和认知，毛泽东同志在1939年的《<共产党人>发刊词》和1940年的《新民主主义论》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思想。1945年党的七大，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正式确立，这也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原则被同时确立。
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引下，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不断进步并取得新成果，尤其是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深刻总结，“‘相结合’的内容逐渐由‘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发展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这一新的更为规范的命题和概括”。 [3]
1978年12月，邓小平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要努力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则同我国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的核心观点，是中国共产党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个结合”的重要标志。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历届领导集体高度重视“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这一重要原则，并将其作为一条极为宝贵的经验反复强调。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信“只有结合中国实际的马克思主义，才是我们所需要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隆重召开，“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4]振聋发聩，这一“基本结论”成功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向何处去”终于有了清晰而坚定的答案。1998年12月，在庆祝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二十年的纪念大会上，江泽民同志从十一个方面对党在领导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经验进行了阐述，并总结“二十年的历史经验归结到一点，就是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5]这是全党宝贵的财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被成功推向21世纪。2008年，胡锦涛同志在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的讲话中，把改革开放的成功经验归纳为“十个结合”， “把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结合起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以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为改革开放提供理论指导”[6]居于首位。这为“未来中国要走什么样的路”指引了根本方向。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站在新的历史方位，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科学研判世情国情党情民情，紧紧围绕三大时代课题，不断深化对三大规律的认识，“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7]这充分表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两个结合”的产物，它“是在深刻总结并充分运用党成立以来历史经验中创立的，也是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继承者和弘扬者的中国共产党人的当代创造，有着鲜明的继承性”。[8]党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是面对不同时期的“具体实际”、“具体环境”、“具体特点”进行的开创性事业，必然要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闪耀思想光芒，彰显时代价值。
正是因为有了“一个结合”的经验总结，才会有基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自身地位作用以及其在历史进程中被需要被诉求的“两个结合”的深入拓展。至此，“一个结合”到“两个结合”的概念演进得以实现，这充分显示了中国共产党进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的高度自觉，也展现出马克思主义强大的生命力，同时表明，党对“两个结合”的要素环节、主要经验和基本规律等重大问题的认识在不断深化。
（二）“两个结合”的内在要求
为什么要结合、谁领导结合、跟谁结合、怎样结合、结合的成果是什么，这些理论问题呈现出了“两个结合”命题本身多维、立体、动态的鲜明特征，要想更深入地洞察它的深层意蕴，首要的是把握内在要求。
“两个结合”的主体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这显然是毋庸置疑的，如前所述，长期以来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具体表述并不尽相同。但无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还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抑或是“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说的都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这里有两点需要特别注意的地方，第一，最初的马克思主义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第一个结合意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学说与我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第二，经过一个多世纪的发展，马克思主义作为党和国家的根本指导思想，早已不仅单指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成果都包含其中，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已经是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思想”[9]。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只有联系实际，融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观念，才能在与时俱进的实践中得以丰富。
“两个结合”的双方地位平等。“两个结合”的一方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另一方是中国具体实际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双方结合的前提是彼此契合，结合的结果是彼此成就，任何“你轻我重”、“顾此失彼”都是要不得的。因此，实现“两个结合”要警惕两种认识上的错误。一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当作绝对的中心，中国具体实际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只是确证马克思主义是对的的工具。一是藉由中国具体实际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忽视甚至否认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理论及实践价值，将二者同化。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两个结合”的逻辑前提
（一）“两个结合”的哲学基础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吸收前人哲学智慧的基础上，确立了唯物辩证法，并进一步阐释了它的特质。比如，列宁提出，辩证法的第一要素是事物存在的客观性，任务则是揭示事物自身是如何联系、运动和发展的。他尤其强调一般和个别，即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关系，认为“一般只能在个别中存在，只能通过个别而存在”，也就是说，事物的普遍性存在于特殊性当中，且通过特殊性得以呈现。列宁由此得出结论：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一般性和普遍性，必须在具体实际中展现它的特殊性。在这一思路的指引下，毛泽东更加鲜明地指出了共性和个性的关系，并将其视作辩证法的精髓，这无疑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提供了哲学基础。以马克思主义之“矢”放中国之“的”，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的前途命运，为中国的革命、建设和改革提供了行动指南。实践证明，这一共性和普遍性必须在中国的具体现实环境中体现，必须作用于现实世界才能充分发挥其指导意义。总而言之，脱离现实否认具体去谈这个问题，是站不住脚的。
毛泽东进一步从物质论和运动论的角度分析了“相结合”。由深厚的历史积淀、政治结构、文化传统等诸多要素影响形成的中国具体实际是客观存在，它是“物质”，马克思主义则是“意识”，按照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基本原则，“物质”决定“意识”，“意识”服从并服务于“物质”，就是说马克思主义只有深深植根于中国土壤，才能更好地融入中国具体实际，才能更好地发展与创新。同时，世界是运动而非静止的，无论是作为“物质”的中国具体实际，还是作为“意识”的马克思主义，都是不断变化的。因此，既要防止理论上的生搬硬套，又要杜绝实践中的悬浮偏离。
“两个结合”绝不是某一时期某一阶段某一方面的结合，也不是单一片面独立的结合。源远流长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马克思主义扎根中华大地中国扎根提供根基和沃土，马克思主义真理的力量激活了的中华文明蓬勃发展的生命力。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理论，创造性地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科学社会主义的主张受到中国人民热烈欢迎，并最终扎根中国大地、开花结果，决不是偶然的，而是同我国传承了几千年的优秀历史文化和广大人民日用而不觉的价值观念融通的。” [10]
（二）“两个结合”的思想认识基础
实践决定认识，认识反作用于实践，这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核心观念，它为“两个结合”提供了思想认识的基础。首先，关于认识的一切都应来源于实践，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其次，认识正确与否由实践来检验，正确的认识对实践有积极的指导作用。
马克思主义是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是解决实际问题的。要认识中国改造中国，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就是坚持认识和实践的历史统一，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只有这样，才能在“乱花渐欲迷人眼”大变局中既实现理论上的创新，又有实践中的非凡成就。1989年，美国的政治学者弗朗西斯·福山提出“历史终结论”，他认为西式的自由民主是“人类政府的最终形式”，是历史发展的“终点”，此后这一观点一度甚嚣尘上，然而，二十一世纪已经走完第二个十年，历史并未终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展现出强大的真理力量和广阔的发展前景。被福山奉为圭臬美西方“自由民主”反而日益撕裂，呈衰落迹象。
特别需要强调的是，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理论，最终目的是为人民服务，是解决人民的实际问题的。中国共产党带领广大人民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走向强起来的百年，从根本上说，就是在解决“挨打”、“挨饿”、“挨骂”这三大问题。从“一个结合”到“两个结合”正是在不断解决问题的实践中形成的更具指向性意义和更为精准判断的宏大命题。
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两个结合”的内在逻辑
（一） 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文明彼此契合
诞生于十九世纪欧洲的马克思主义，最初是以西方先进文化的身份进入中国的，并迅速地被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所接受，被中国人民所接受。自此，它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两种产生于不同时空的思想文化体系不断交汇融合，马克思主义在异域他乡的命运生动演绎了它“最终扎根中国大地、开花结果”，并非偶然。
1.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文明在精神品格上是相通的
首先体现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中华文明民本史观的相通。唯物史观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和所有实践的主体，这里的“人”是现实的进行实际活动的人，而不是虚构的人。人是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也是归宿，它的最终目的是始终为这一群体谋福利，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最鲜明的品格”。相较而言，中华文明中的民本思想更为明显。自“民为邦本”始，到“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再到“载舟覆舟”，儒家思想非常强调民本的观念。道家也主张以民为重，老子说要“以百姓心为心”，管子的“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无一不是在说民心之于政权的重要性。中国共产党创造性地提出“为人民服务”，“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等执政理念，就是二者结合的产物。其次表现为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性和中华文明知行合一的相通。“马克思主义是实践的理论，指引着人民改造世界的行动。马克思说，‘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实践的观点、生活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观点，实践性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区别于其他理论的显著特征。” [11]中华传统文化中的“躬行”，“践履”早在先秦时期就已有所呈现，比如，《论语》的开篇“学而时习之”指出了学和习，即知和行的统一，对所学不勤加练习，停留于知道而不去践行，这显然是浅尝辄止，获取不了真知。明朝儒学大家王阳明认为，知行合一的关键不在知而在行，知是前提行是重点，知是行的开始，即“知者行之始，行者知之成”。中国共产党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过程中自觉地将实践作为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首要观点。
2.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文明在思维认知上是契合的
思维认知，这里主要是说人们认识世界的方式方法，二者的契合，主要表现在思维方式上。一是整体性思维。这是马克思主义非常重要的一个思维特质，它“不是对客观物质世界某一发展阶段、某一部分、某一方面的反映，而是对包罗万象、充满矛盾的物质世界整体的本质和发展规律的科学反映。”[12]比如，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认知，马克思主义强调自然不是人之外的自然，人也不是自然之外的人，二者不应被割裂开，而是有机整体。当然，整体性思维不仅仅表现在人与自然的关系处理中，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世界的共生性都诠释了这一认知方式。如果说马克思主义是从对立统一视角来表现整体性思维，那中华文明则是从一体关联、和合统一的角度来理解人与世界的。[13]庄子的“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极具代表性，宇宙万物如源源不断的河流，一路奔腾不息，最终汇聚成海，达到“和”的状态。二是辩证思维。马克思主义立场下的辩证思维是指运用唯物辩证法去分析和解决问题，即运用普遍联系的、矛盾运动的观点对待客观存在的事物。中华文明的不少经典都蕴涵了这一思维，以《道德经》为例，老子讲“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他还说“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这都是在阐释事物的运动变化和彼此之间的联系转化。重要的是，这种思维方式从未断裂，早已铸成心理符号，印刻在中国人的文化基因里。
3.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文明在价值追求上是一致的
价值追求包含两个重要元素，一个是出发点，即“为了谁去追求”；一个是落脚点，即“追求什么”。马克思主义和中华文明在这两个方面都表现得极为一致。第一个方面，“为了谁”。马克思主义站在全人类的立场，去思考超越了地域空间、种族肤色等关系到整个人类的前途命运问题，充满了浓郁的普世情怀，它以解放全人类为价值取向，超越了资本主义狭隘的为资产阶级服务的民族性，打破了以金钱资本为基础的个人利己主义。这与中华文明提倡的天下观十分吻合。“‘天下’是包含着中国与四方总合的地理概念，是包含着自然界与人类社会的空间概念，也是意指‘大一统’‘夷夏秩序’的政治概念，还与家国一起构成中国人最深切的价值情怀”。[14]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即植根于此，全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即所谓“天下一家”。第二个方面，“追求什么”。马克思主义把共产主义作为人类最高的社会理想，在那里，社会生产力高度发达，人们的物质财富得到极大丰富，因此，人的权利最大限度地得以尊重，“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是现实常态。共产主义理想并非空想，它来源于由人类自身创造的劳动实践，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憧憬。共产主义最初传入中国并为普通的老百姓所接受，从而建立起广泛的群众基础，与中华文明蕴涵的大同理想，与中国人自古以来孜孜以求的理想社会图景不无关联。
（二）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文明互相成就
受马克思主义影响而形成的社会主义思潮和科学社会主义都开始于西欧，但最终并未在西欧成为有影响力的、能够改变国家前途命运的指导思想，相反，沦为了边缘性的社会思潮。中国共产党这一百多年的风风雨雨，早已告诉世人，正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文明的互相成就，才使得“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现代的”[15]。
中华文明滋养了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在西方国家水土不服，从根本上说是因为缺少发展的土壤，但正如艾思奇所说“中国民族和它的优秀传统中本来早就有着马克思主义的种子。”[16]马克思主义在中华文明的滋养下，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开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展现出无比强大的生机活力和无限广阔的发展前景。马克思主义激活了中华文明。近代以来，中华文明在蒙尘中苦苦抗争，“在最危急的时刻，中国共产党人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并坚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用马克思主义真理的力量激活了中华民族历经几千年创造的伟大文明，使中华文明再次迸发出强大精神力量。”[17]马克思主义真理揭露了罪恶，唤醒了被压迫的广大劳动人民，将无产阶级组织起来，成立代表人民利益的政党，通过暴力革命推翻腐朽政权，建立一个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
综上，“两个结合”是“我们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得出的规律性认识，是我们取得成功的最大法宝”[18]，分析其内在的理论逻辑，对于我们进一步深入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持续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实践，有着重大的指导意义。
参考文献：
[1]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 ——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
[2]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3]闫树群.中国共产党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百年探索[J]. 陕西师范大学学报， 2021（1）.
[4]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5]江泽民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6]胡锦涛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
[7]习近平.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N].人民日报，2021-11-17（01）.
[8]管宁.中华文化沃土孕育的时代精华——当代马克思主义的文化境界[J]. 福建论坛，2022（2）.
[9]陈培永.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两个相结合”的深层意蕴[J].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2021(3) .
[10] [17]习近平.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讲话[J].求是，2021（4）.
[11]习近平.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
[12]梅荣政.领会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N].人民日报，2018-11-20（07）.
[13][14]刘达蔚，段妍.论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在契合性[J].长白学刊，2022（5）.
[16]艾思奇.大众哲学[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15] [18]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EB/OL].（2023-06-02）. https://www.gov.cn/yaowen/liebiao/202306/content_6884316.htm.
备注：此文发表于咸宁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23年第12期
